逆水行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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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權的路

2012-08-15 18:23:38 编辑 删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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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臺灣某家代工品牌香港股東會的現場,一群年輕人在這裏聚集,舉起了“血汗工廠”的牌子,喊起口號,高呼“工人不是機器”。和這裡的金碧輝煌、西裝筆挺,以及即將公佈的年度驕人業績,格格不入。

而幾乎同時,大企業的主席正在會議室裏豪言壯語:我們不怕經濟危機,經濟危機來了才最好,這樣才能看出誰(企業)更有力量!

年輕人的口號現場聽來,雖然大聲,可畢竟敵不過大企業主席,晚間新聞和第二天的報紙上,年輕人的口號,幾乎被徹底淹沒在了大企業主席的豪言壯語中。 

Perry05年創辦大學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組織,簡稱SACOM,這個非政府組織關注的,是內地在外資企業打工的工友們的狀況,從工傷賠償到合理工資工時,這些香港人,將自己投入了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。 

九零年代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的Perry,念書時參與學生會,也是活躍在社會前沿的積極分子。九六年深圳致麗大火,改變了他。那是一家港商投資的玩具製造企業,幫一個義大利高端品牌做代工,一場大火襲來,無辜的工人們就這樣沒了生命。走過火災後的破敗樓梯,Perry有幸跟一些朋友去了河南農村,看望那些死去工友的家屬以及受傷的工友,他們的哭泣、無助和絕望,那一刻,那些高價玩具背後,資本的冷酷,一覽無遺。

在物質過度發達的香港,生活所需或額外享受的一切來得都太容易,只要有錢什麼都可以買。Perry屬於七零後,出生於水上人家大澳,上世紀七八年代香港騰飛,他的父母也曾在工廠打工,可算是不折不扣的工人階級。可即便這樣,他說,剛開始走進內地工廠的時候,他還是無法想像工友們面對的生活。 

“十年前剛開始約工友吃飯聊天,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為什麼?因為他們一個星期只有一天的休息時間,肯定是用來補覺,你都不忍心去打擾他們。”Perry說,“現在肯定是好多了。雙休的日子,他們有時間和你吃飯、聊天、喝啤酒。” 

受致麗大火的影響,Perry剛開始,主要是幫受了工傷的工友們爭取利益。學習內地的《勞動法》,對於這個大學精英來說並不困難,難的是很多時候並不是有理有法就可以得到想要的賠償和權益。試過很多次失望、沮喪甚至絕望,Perry說:“有一次是做切紙的工人切斷了自己的手指,我們陪他打官司,贏了公司不肯賠,我們去它門口抗議,它不理;去他在香港的展覽會現場抗議,它還是不理,後來知道它在瑞士搞展覽,我們就聯合當地的相關團體,一路追去瑞士,它終於答應賠償。”這一路如果只靠工人自己,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。“所以你說要不要堅持,有沒有希望,我只能說,陪工友們一路走下來,是越來越好的了。”

七年前成立大學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(SACOM),經費主要靠各類資助,只能勉強聘請兩位全職的員工,幫忙整理報告、聯絡媒體和組織行動。這些年來參與行動的大部分的成員,都是義工、學生,一批又一批,薪火相傳。 

瑩琛也來自工人家庭,剛從香港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畢業。她說自己得益於香港政府的資助,可以到港大就讀,所以她也想幫住相對弱勢的朋友,讓他們也有機會受到好的教育,拿相對公平的薪水,過合理的生活。她在一次活動中認識了SACOM,在這裏實習兩個月,即將前往北京聯合國辦事處實習。走在記者會現場的抗議隊伍中,她說:“看到SACOM,才知道,原來香港的大學生,並不都是勢利的。”

從香港過關,搭車一個半小時,我們來到了深圳的某個工業區。這裡是引以為傲的世界工廠,遠離香港、遠離城市。柏油馬路嶄新筆直,但只是通往廠區和宿舍,沒有地鐵,極少巴士,幾乎是自成一城。白日裡一整天都沒什麼人的空城,直到傍晚,成群結隊的人從工廠大門走出來,才慢慢熱鬧起來。街邊的小店裏,最新的流行歌曲,透過盜版的光碟、劣質的音響,成了靡靡之音;路邊一字排開的小攤,賣得都是廉價的貨,像是鄉鎮的集市,熱鬧極了。 

十七八歲離鄉背井的年輕人,最好的年華都在這裏,得到的,是什麼? 

依依是SOCAM的項目幹事,以前是香港一家主流報紙的資深副刊記者,採訪的主要是那些光環下的人與事。兩年前離開,想從另一個角度看世界。這一天,我隨她來到這個工業區,探訪工友。 

在廠區外的這棟住宅樓裏,我們見到了來這裏打工五年的張大哥。他租的這間房大約有十平米,有獨立的衛生間和廚房,雖然沒什麼傢俱佈置也簡陋,但這裏每個月租金已經要三百八十元,在這附近算是不錯的了。

張大哥的工作每天要站八個小時,除了吃飯時間,只有一次二十分鐘的休息。雖然早前工廠因應深圳市調高的最低工資金額而增加了底薪,可是加班的時間大大縮短,他的收入反而是變相減少了的。為了省錢,他幾乎很少在外面吃飯,連交朋友的心思也淡了,平時買幾元錢的菜,盡量自己做,多在家待著。之前廠裏聚餐,一次吃了五十元。他給我們看一個月二千四百元的工資單,扣掉房租和每個月寄回老家的一千元,實在是捨不得聚不起。 

如今這家廠招收新人的底薪是一千八百元,九個月試用過後,漲到兩千元。他在這家工廠做了五年,沒有升職也幾乎沒有加薪。依依說她也見過很多內地的大學生,畢業出來的薪水也很低,“可他們至少還有希望,還可以想像未來可以加薪水向上走,可是工友們呢?他們看不到出路,也沒有未來。”

張大哥和我們聊天,其實都沒有抱怨的意思。他似乎理解自己今天的處境,即便是想調回河南老家附近的廠區,方便照料家裏的農活,都拖了一年多,至今未果。“我又不會拍馬屁,又不是領導,就只能這樣打工。”他所在的廠,近年來生產了一代又一代最新科技的電子產品,手機、電腦、mp3,他一樣也沒用過。他是花了一千六百元買了一臺印有工廠代工的知名品牌的電腦,可是拿回來才知道,那是山寨貨,一開機就發燙,根本用不了。 

我看到他提起那臺電腦,一陣心酸。他不該有這樣的夢嗎?用一下自己有份參與生產的最新科技產品,看看到底有多方便,可以拉近他和家人的距離?如果可以有,那為什麼,會變成這樣? 

依依三歲從內地過去香港生活,在內地做老師的媽媽到了香港,學歷不被認可,剛開始也只能去工廠打工。那時候趕上香港經濟借助製造業騰飛,工人們幾乎忙得不可開交,每天幾乎見不著面,媽媽週末也要加班。她在和工友們聊天,聽他們講自己的故事的時候,想起自己童年的家庭生活狀態,一二十年過去,竟出奇的相似。“那種因為工作而導致的家庭的疏離,其實一直沒變過。甚至今天,因為流動打工的關系,那種和家的聯系,更遠了。”

那便是今天,人們熱議的話題,留守兒童。

SOCAM走進內地農村,那些活潑可愛的小朋友,聽到他們問:想念父母嗎?立刻收起笑容大哭,“真的是立刻,”Perry說,“還有一些,對父母已經沒什麼印象了,很冷漠。這是整個農村在為今天的城市服務。”

這些背後的代價,在我們看到的冷漠的商品面前,並不顯現。 

其實一路都遇到很多質疑,“這樣做有用嗎?”這是人們最常問的問題。這個問題其實也會困擾Perry他們。因為背後牽扯的,是整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反思。所以他幾次走進校園,學習瞭解其他國家的經驗和教訓,甚至離開前線,站遠一些,和不同領域的人交流學習。 

他們畢竟比工友們走得看得要遠一些寬一些,他們想要為工友爭取的利益也會更多一些,但這畢竟是工友們自己的路,他們不會強加不切實際的要求給工友,給企業,畢竟這不是一次短跑,而是長期的抗爭。

與中國2億工人面對的困境相比,他們能做的顯得弱小極了。與那些跨國企業抗爭,他們看上去勇敢極了。Perry、依依和瑩琛都來自工人家庭、畢業於香港名校,社會自然向上的流動並沒有發生,他們反倒是回到了工友的戰線。走進工友們真實的處境、人生,讓依依覺得自己的生命更踏實了,讓Perry覺得,往昔常喊的“人權民主”的理論、口號更實在了。

這一條人生路,他們說,想和工友們一起,並肩作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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