逆水行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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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社区经济的探索与可能

2012-04-02 00:20:58 编辑 删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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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同有錢人隔三差五就要走進名牌店掃貨,不能漏下任何一季新款一般,普通人在香港也可以有自己的店,百逛不厭。在長沙灣,這個典型的香港社區中,集中了比較多的低收入家庭,老人以及包括少數族裔在內的新移民人群,也有家每天都可以去逛逛的店。每次收穫頗豐,可是花的錢,一定比你想像中少很多。 

這就是社區二手店,在這裡,已經落戶十多個年頭了。 

早上十一點左右,街上人群散落,可是二手店的大閘一拉,三五成群的人就進了門。和相熟的員工們打個招呼,問候幾句,就在琳琅滿目的櫃檯前挑開了。位於工廠大廈二樓的社區二手店,六百平米的面積,既是倉庫也是商店,沒什麼裝修,也沒有特別的設計與擺設。

消費主義盛行帶來的過度物欲,令大多時候的購買行為失去理性,許多商品,幾乎沒怎麼使用就可能面對被丟棄的命運。短短十年間,這家二手店從最初一個九十尺的空間發展到現在的規模,也正在一定程度上,提醒著捐贈者和消費者們,消費需要理性。

由於過年前是捐贈的高峰,來不及處理的二手物,將過道都擠得滿滿的,可是來這裡的人,一點也不介意穿梭於擁擠的過道,尋找心頭好。這裡沒有新款、沒有貴價的貨品,有的都是本地人捐來的物資,從幾十元的衣物到一兩元的書籍,從電器到傢具,應有盡有,根據物品的新舊、保養程度重新標價,價格通常只有外面的一到三折,而且因為捐贈,每一件幾乎都是唯一,老街坊們爲了淘到心頭好,幾乎天天來。尤其是附近一些少數族裔的朋友,通常都是一個人拿到了香港身份,一家移民過來,收入畢竟有限,這裡的傢具,從床到餐櫈、書桌應有盡有,成了他們安置新家的首選之地。

在香港,崇尚環保,回收二手物再用並不是什麽新鮮事,救世軍等大型非牟利機構多年來都有回收衣物計劃,落實到各個社區,收集可供再利用的衣物。可是,曾經也參與過其他機構類似計劃的小姐說,捐衣物來這裡,感覺特別踏實。“因為他們有一個社區貨幣,我們叫花券,就是你捐的物品,賣出去多少錢,你可以拿到百分之十的回贈,然後你可以用這筆錢在這裡消費,買你需要的東西。”從三年前知道社區二手店,小姐每隔一段時間,就會來一次,通常帶來捐的,都是衣物,積累到現在,她已經有三四百的花券,“也就是說我捐的東西前後賣出了三四千塊,真的幫到了很多人,這個是很有成就感的。” 

花券的存在,將二手店一下子和其他的慈善機構區分開來。“花券是我們連結社區、構建社區經濟很重要的一個環節。”組織管理二手店的勞資關係協進會(簡稱勞協)總幹事林瑞含介紹說。八十年代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的林瑞含,原本有很好的機會向上爬,進入這個社會所謂的中產、甚至精英階層,可是受社會運動理論的影響,她覺得自己,應該為香港多做一些有意義的事,和夥伴們一起,幫助基層的民眾,找到自己在社會的位置。設計花券,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嘗試。 

“我們很看重的一點,就是勞動有價。”怎麼樣在這個社區裏,連結不同的人,不是簡單的施捨、扶貧,而是讓他們的勞動被認可?在社會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。“我們設計的初衷,在二手店的部份,來捐贈或者買東西的人都可以拿到百分之十的回贈,另外的百分之八十,是二手店主要的收入來源,用來維繫這個地方最基本的開銷和龐大的行政開支。”林瑞含說。 

因為捐贈的物資,通常都來自中產家庭,而受惠的,又是相對基層的市民,這個當中在嘗試建立一種連接,讓原本彼此不相干的人,有了溝通的可能。家住深水埗的小姐一家,就是這個計劃的受益人之一。因為要照顧三個小孩,她基本不可能外出工作,全家只仰賴丈夫的薪水維持。現在兩個孩子先後開始上學,二手店也成了她常常要去的地方。孩子們的衣服、書本,甚至家裡的家俬電器,很多都是二手店所得。“尤其是小孩子的玩具,書本,買全新的很貴,去二手店買,看過了不玩了還可以再捐回去,既環保又節約。”小姐說,“我還帶兩個大的去幫他們做義工,到中產屋苑宣傳他們的理念,吸引多一些人參與捐贈。小朋友們也知道他們的衣服都是二手的,雖然有時候學校同學也會笑他們,但他們都無所謂,還很開心常常有新衣服穿。” 

“除此之外,還有重要的一部份,是我們團結了在這個社區生活的一些女性新移民,她們大部份因為要照看家裡的小孩而沒辦法全職工作,我們就請她們兼職幫忙社區的老人家做清潔、或是煮飯,邀請她們的小孩去老人家裡做客,三代人以這樣的方式相聚,很特別也很溫馨。她們的勞動,我們也會以花券的形式有償計算。我們試過很多次,尤其是那些小孩看到母親的工作被認可,會加深對母親的認識和理解。” 

所謂社區經濟,嘗試的是一種並非以純經濟利益為主導的社會交換生活。二手店正是其中一種嘗試,而勞協想做的,絕不僅僅是一個二手店而已。雖然物品都來自捐贈,但因為整理、運輸等的行政成本太高,二手店直到這兩年,經營狀況才有所好轉,可以有一點點的盈餘和空間,做些其他的事。一個成熟的本地社區,必然會在一定人群範圍裡,形成共同關係、社會互動以及服務體系,對此,他們也有自己的看法和實踐。 

這家店的特別之處,還在於她的主人,是幾個前製衣廠女工。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,香港製造業騰飛的經濟奇跡下,制衣廠女工的身份意味著穩定的收入、光鮮的職業,令許多香港女性心生嚮往。可後來,香港經濟轉型,大量的工廠北移,這些沒有讀過什麽書的女工,白白有一身技能,還是被無情地留下了。要怎樣重新找到自己在社會的位置,不僅是經濟上的需要,也是人生價值的肯定。她們湊在一起,參加各種技能培訓,幫大學生打論文、做問卷調查賺取收入,可這些都不是長久之計,直到二手店的概念漸漸有了雛形,她們的生活就進入了新的軌道。 

從創辦到今天一直在店裡的小黑,現在已經是個負責人的角色了,從最繁瑣的分類整理工作做起,到現在開始嘗試管理其他的女工,一起工作。和她聊天的時候,發現她對於自己的價值認同、對於這個社會的認識,遠比很多自負的大學生,來得清醒深刻。

當下在香港最熱門的話題之一,莫過於針對內地赴港的新移民的“蝗蟲論”。小黑說,二零零三年的時候,自己離開製衣廠後,工作有一天沒一天,收入很不穩定,政府一句“放開居留權,就會有一百多萬人從內地湧來和你們搶工作”,也把她推到了反對新移民的那一邊。瑞含她們將幾個女工們聚在一起,創造了一個機會讓她們親身接觸那些新移民,雖然意見有不合,看法也不一樣,剛開始的時候還會爭吵,可時間久了,她也慢慢開始意識到,事情好像並不像政府說的那樣簡單。“哪有那麼多人搶飯碗,就算有,政府的責任也更大。做不出更大的餅,把大家逼到一起搶,這本身是政府的問題呀。”小黑說。等到她家裡也有了內地嫁過來的親戚,她對此的態度更是寬容了很多。“你看我們幾乎每天都泡在這裡,如果不是她們幫忙承擔家裡的勞動,我怎麼能繼續做自己喜歡的事呢?”小黑笑得很靦腆,那一刻,充滿了感激。

受法國社會學大師福柯的影響,社會工作者的知識體系中,通常有一項寶貴的遺產,就是對知識、語言與權力制宰的方思。讓弱勢群體突破現時所面對的限制,對自己的權力和社會位置有更清楚的認識。在社會學裏,就是“充權”的概念,協助受社會歧視的組群,對抗所遭受的不公平對待和減低其自身的無能和無奈感,掌握自身的生存和生活方向。

其實除了二手店,瑞含和女工們想做的,還有很多,比如逐一聯絡有花券回贈的中產家庭,鼓勵他們捐出花券,補貼新移民婦女兼職的收入。但在香港,什麽都要用錢,沒有任何資助,完全依賴二手店的收入才能基本維持運營的她們,已經被日常忙碌的瑣事捆綁了手腳,要繼續拓展社區的空間和可能性,每一步走出去,都異常艱難。二十多年,堅持至今,她們的路,倒也越走越寬了,一個相對成熟的社區概念,也在更多人心中形成。嘮家常、串門子,互相幫忙,那些已經遠去的街坊鄰裏之間的感情,竟然也一點點回來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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